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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银行所面临的就是大家把很多的活期存款从银行转出来，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去购买货币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银行应对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抬高利息，把所有的存款都留在银行，还是银行改进服务为客户能够提供更好的，他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呢？我想应该是后者，因为我们如果要是说采取高息的方式，把所有的钱都留在银行，只能够进一步增加我们国家间接融资的比重，实际上对于我们优化金融结构是不利的。

充裕的流动性使短期银行间市场利率走低，而且央行还推行利率走廊的管理方法——即央行在银行间市场利率升至某个特定水平的时候将会提供无限的流动性，而这一水平远低于2013年下半年的利率峰值——也降低了银行间市场利率的波动性。然而，现实发展并非如此。

受政府推动基建项目融资的影响，中长期贷款占整体银行信贷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其次，新型影子信贷产品（尤其是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迅速增长，接手了部分信托和其他影子信贷资产。同时，委托贷款也持续快速增长：2013年新增2.5万亿、较上年多增1.26万亿，而2014年上半年又新增了1.35万亿、同比多增2390亿（尽管七月份有所回落）。前者规模仅占信托产品总量的30%左右，而后者才是信托产品中规模最大的种类，遗憾的是后者并没有公开的期限数据。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表外影子信贷项目转回到银行表内的影响。

综合以上因素，未来市场会有什么变化？尽管在近期中国决策层加强监管、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等因素影响之下，信托资产和部分银行同业业务规模有所缩减，然而影子信贷整体规模仍在增长。一方面由于投资者提高了风险意识，而且决策层加强了对信托和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新增信托贷款规模出现萎缩（今年前7个月同比少增9000多亿），而新增一般银行贷款的规模则有所上升（七月除外）。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

DM和EM我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在未来不是一个全球的危机了，哪怕是一个地区性的危机都会有很大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到很多的国家。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就应该考虑如何再向前走，但是在这里关键的就是像Rob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能突破传统的界限，能够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比如说文化的问题，还有行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担心。英国央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布朗掌权之后也进行了调整。

也许是我们对未来的危机没有够清晰的问题。同时，Rob Whitfield回应称，首先，很难说创新比基础设施究竟先进了多少，刘先生也是对的，但是创新也是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够遏制未来的发展。

第二，金融危机中决定成功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监督的，而现在各国的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更好。这个以后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想在这些领域里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一件难事，因为总的来说，2007年在市场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而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全球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认为短期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西太平洋银行机构业务主管Lutfey Siddiqi则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但无论怎么样我们会发生一个常态化的价格，可能价格会调整资产价格会下降，而美联储采取这些措施，只要能看到近期的恢复才会采取这些措施。

政府的监管一直落后于情况的发展速度。Paul Sheard谈到危机会不会再次发生时称，首先，对于真正的金融危机来说不是那么常见的，过去那么长时间里只有两个，一个是在30年代，之后是07年到09年所以他们发生的纪律并不是那么大。除了监管之外，各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对这些行为更敏感。第四，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在中央政府的机关有了更好的工具来面对这些，如果大的企业必须要破产的话，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工具，比如说在美国就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出现问题就有一个机构来完成它的功能。

还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后果和影响还没有被彻底地了解。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0-12日在天津举办。

对此，刘明康再次谈到，的确是全世界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G20的努力下达到的，在政治上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到，FSB、BCBS、世界银行都在携手做这件事情，他们共享信息、共享人力资源，所以在此我非常认可他们所做的努力。比如说在2008年出现了资产泡沫或者是资产贬值，另外还有在信贷系统中的债务更多，同时对银行系统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使得整个的系统特别地脆弱，因为大家的产品是在全球分布的，所以有很多的不良的资产，这个才使得整个的系统发生了问题。

很多年前马克·吐温曾经说过，银行家想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给你把伞在下雨的时候就把伞收走了。我现在说的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我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反应的回应的话，哪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内部的监管在最近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加强和变化。我们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第一，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他所含有的不确定性，他还有很多缺陷和隐患，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还有很多国家高度依赖美元，他们陷入了美元陷阱，还有这些不确定性和相关的创新措施目前是不相配的。第二是等他们有了认识之后，他们采取了相关的行动速度过慢，没有积极有效地应对危机。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银行出问题就导致了整个系统都陷入了困境? 我会分享三点看法：第一是监管和政府，他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我们现在还属于宽松政策当中，它是不是给我们形成了一个陷阱? 现在我们都在谈自动化、信息化、创新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对于自动化的趋势准备好了没有?因为自动化肯定就是会摧毁几百万个就业的机会，大家要想想看，在新兴市场当中几百万个就业的机会，它就会产生这种负面的效应，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中国和印度这么庞大的市场，如果他们出现了问题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发达国家，就更别说出现危机之后的传播性和传染性了。

比如说1994年有很多的资金一直在追求资产，推高了资产的价位，形成了泡沫，美国的股市现在又涨到了一个高点。我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年发生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它可能会从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向过来，比如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的网络袭击，或者是大型的陨石撞击地球，或者是一个大地震，可能是我们没想到的事件会导致金融危机，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并不可能再次成为下次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担心的事情。所以文化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过去建立起这100多年的金融历史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可能在瞬间就会坍塌。

现在英国的情况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也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我们做了这些准备可能还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而Rob Whitfield则表示不同意刘明康的观点，他谈到，我为什么给出否定的答案，我们可以避免金融危机，是你(刘明康)提出的这些命题我觉得不一定会导致像我们上次一样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那是那时候的情况，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被分割开的世界了。这六年来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我们其实做了不少，当然我是一个银行家，所以我当然有这种想法，各国的银行现在的资产负债表结实很多，而他们愿意动用这些资源去缓解或者是避免危机。第三，其实我跟刘先生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在危机前和危机后监管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人们变得更加警觉了，如果我们看一下08年的情况就会发现，在那个时候监管机构那时候都是采取了基础的基本原则的想法，他们觉得出现了一些资产的泡沫的时候，尽管他们可以，当时也没有对他进行立刻的监管和改正，所以呢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监管的反应会非常地快，也看到在美国有规则。

在金融断层线论坛上，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与众人辩论金融危机会否再次发生。但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Paul Sheard对此表示，我们说量化宽松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是令人发指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增加了3万亿，但是我觉得对量化宽松有很多的误解，在2008年发生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更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这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大衰退。关键是我们要健全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而这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进步。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跟以前有一个不同是我们有更多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和武器都是越来打以前的战役，可能在未来的金融大战中是用不着的。刘明康认为，全球很难避免另外一场金融危机。

但你会发现市场上销售的金融产品里，还是暗含着很多的杠杆、期权等等，所以你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影子银行，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其他的银行，比如说移动的银行。第二，一些金融机构他们还是不能对他们的基础设施进行更进一步的创新，我们在上一次的危机中学到的就是你所销售的产品，必须是人们充分了解的，而且应该是透明的。我觉得他们推出量化宽松在一定程度上是给金融体系接种了一个疫苗，只有经济走上了正轨才能退出这些政策。刘明康继续谈到，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肯定是在这个方向上会取得一些进展。

这样出现金融危机的迹象就是会立刻有监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监管的人也会非常非常地警觉，而且整个市场也非常警觉起来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确实需要降低利率，鼓励投资。

那个时候其实是作出了一种反应，以面对低通货膨胀率和当时低利率的问题。而新兴市场可以看中国，世界经济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压力测试，我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要说地区性的风险，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体系受到压力会怎么样。

墨西哥其实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创新和基础设施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刚才提到了94年的情况，我觉得我是同意的，如果联邦政府当时做了一些变化的话，能够把它的利率变化的话，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了。